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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來，關於城管的負面新聞時常出現，城管似已成為“暴力、野蠻、傲慢”的代名詞。這裡的主因是城管自身素質問題，還是更深層次的制度漏洞，抑或還有其他原因？日前，早報記者專訪上海市城管執法局執法協調處副處長張妮娜，希望藉此在眾多城管負面新聞報道之外，給公眾多一個瞭解真相的窗口，也給政策決策者多一個認識並解決問題的視角。早報記者 吳潔瑾 　　編製只考慮城市人口 　　東方早報：近年來，上海城管在執法時遇到過哪些比較明顯的困擾？ 　　張妮娜：比如執法力量與工作量相比遠遠不足。上海正式城管隊員的編製是按照城市人口的萬分之二左右來配比的，但在一些地區，臨時外來人口有很多。如松江九亭鎮，城市人口約3萬，加上外來務工人員總人口數則約30萬，但有正式編製的城管隊員只有十六七個，根本管不過來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城管要管理多少事？ 　　張妮娜：目前上海城管需要執法的事項多達170多項，涉及10個部門，而且很多部門還在不斷地把更多更雜的執法事項移交給我們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執法時還有哪些困擾？ 　　張妮娜：困擾還來自各個利益群體的不同需求、不理解和不支持。比如說城管攤販覺得“你怎麼能打碎我的飯碗”；有圍觀市民認為攤販帶來了便利不能取消，有市民覺得攤販污染了生活環境，還有市民覺得攤販很可憐，不問理由就“打抱不平”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最近幾年城管隊員遭遇暴力抗法的情況多嗎？ 　　張妮娜：還是很多的，從2008年到2012年年底，全市城管隊員共遭遇暴力抗法達7100餘起，受傷隊員2999人，其中重傷隊員有93人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像這種人身傷害都能得到賠償嗎？ 　　張妮娜：很難得到賠償，特別是輕傷的時候，一方面攤販本身經濟條件就不好；另外一方面，目前城管的法律地位還得不到有效保障。 　　發生暴力抗法時，通常會撥110求助，但公安部門常以民事糾紛來處理暴力抗法，而不是妨礙公務罪。 　　鮮花執法不如規範執法 　　東方早報：城管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，如何看待城管的輿論環境？ 　　張妮娜：我覺得至少在上海，媒體對城管的報道還是比較客觀正面的，輿論環境並沒有惡化。 　　雖然有壓力，但能把那麼多尖銳的東西放到面上來說，我覺得反而有助於加快城管的執法規範、法律地位、制度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的解決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有些城管擔心正常暫扣攤販物品時，可能就被圍觀市民拍下來傳到網上。怎麼看待這種心態？ 　　張妮娜：這種心態有助於強化隊員的文明執法。但也有一個新問題——這幾年我們更多地強調不要隨便暫扣攤販的東西，要以教育勸阻為主，雖然直接矛盾衝突少了，但對於攤販的威懾力也少了，讓很多攤販覺得“反正你也不會收我的東西，那我就繼續擺攤”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武漢城管最近幾年推出了“鮮花執法”、“眼神執法”等新執法方式，上海會考慮借鑒嗎？ 　　張妮娜：從目前來，可以說武漢城管的這些創新執法“收效甚微”。我覺得上海城管還是堅持依法履職、規範執法，同時呼籲加強管理，從源頭來解決問題。比如說，部分區縣推出的鐘點市場，效果就很好。 　　城管不像公安有“爺爺” 　　東方早報：前面說城管缺乏法律地位和制度保障，具體指哪些？ 　　張妮娜：目前全國城管部門從國家層面來說，還沒有一個像公安部、工商總局這樣的行業主管部門，就像別人都有“爺爺”但城管沒有。這也導致全國從上到下沒有一套垂直管理的統一體系，各地城管的執法事項、權限都直接由當地的人大決定，導致各地城管不論是主管部門還是編製、執法權限都有很大不同，即便一個省內也有好幾個模式。 　　從國家層面來說，目前還沒有一部完整的《城管法》。就上海來說，與城管相關的最完整的就是去年出台的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》，但也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地位。 　　對城管來說，只有對物的管理控制權，但沒有警察那樣對人的控制權，這使得城管在執法時很難達到預期效果，執法矛盾也容易激化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這是否意味著城管現有的權力需要某些改變？ 　　張妮娜：的確，比如像美國，根本沒有城管，處罰占道設攤的就是警察。國內像北京城管執法局的局長，就是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總隊長兼任的。另外，北京城管執法局還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局，但在上海等國內大多數城市目前還沒有完全獨立。 　　東方早報：怎樣提升城管的整體素質和形象？ 　　張妮娜：有很多，比如市區兩級城管每年都會分類、分層舉辦培訓班；再比如市區兩級城管都設有督察隊伍，今年已督察城管隊員25634人次，發現650人次存在問題。另外，這兩年每年都有一個主題教育活動，比如今年專門針對部分隊員慵懶散、不作為、推諉的情況，開展了“治庸、治懶、治散”的百日作風紀錄教育活動。 　　（原標題：城管求解：改善形象需法制保障）